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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将我出的许多文字作点修改以后出版，销量出奇的好，此时一凡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星，要见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经济人，通常的答案是一凡正在忙，过会儿他会转告。后来我打过多次，结果全是这样，终于明白原来一凡的经济人的作用就是在一凡的电话里喊：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教室或者图书室或者走在路上，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夏天气息。这样的感觉从我高一的时候开始，当年军训，天气奇热，大家都对此时军训提出异议，但是学校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意志力的考验。我所不明白的是以后我们有三年的时间任学校摧残，为何领导们都急于现在就要看到我们百般痛苦的样子。

次日，我的学生生涯结束，这意味着，我坐火车再也不能打折了。

他说：这有几辆两冲程的TZM，雅马哈的，一百五十CC，比这车还小点。

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

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